开学前一周的广州，家长群里刷屏的不是课表，是哪家专卖店校服的哪个尺码还在断码；商场里家长们手中多半拎着一两个透明袋，里面装的是比了三家才决定买下的校服。校服新政落地后的第一个开学季，记者随机走访发现，多家专卖店里，所销售的校服存在款式或尺码缺货。舆论普遍把这一现象归为“市场化阵痛”。这一说法，掩盖了现象背后的根本性问题。

校服统购时代，学校其实扮演了两个角色：显性的是收钱、订购、发放，隐性的是把每个学生校服需求聚合成确定的数字，企业应该生产多少、什么规格由学校“报数”。今年秋季起，学校退出采购环节，那个报数的“数字人”消失了。穿校服有从众效应，学生谁也不愿做“没穿”的那个少数派；企业在等订单先到，看不到总量就不敢盲目生产。两边互相观望，于是一系列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。

有店员向记者透露，今年其所在集团校服总产能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二。砍掉三分之一产能，是因为没人再告诉他们该生产多少。家长在等别人先穿，大家都在做旁观者。这种状况，经济学上叫作“协调失灵”，实质就是每个个体都在等对方先动，最终谁都动不了。

校服新政首考遇挫，除了“协调失灵”外，还有下面两个重要原因。一是排期失误：校服从面料采购到质检出货通常需要45至60天，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客户分别拖到6月24日、7月8日、7月16日才最终反馈定版信息，赶不上9月1日开学。二是履约失信：部分商家迟迟不发货，甚至用虚假单号触发自动确认收货，进行销售欺诈。三类问题对应三种解法，有人把它们打包成一句“市场化必然磨合”，开出的药方也就很难奏效。

问题解法不是回到统购，而是把“协调”从“交易”里剥离出来。统购把两者捆在一起，而此次改革却是一并撤销。正确的做法是保留前者、放弃后者。需求预报可以在学期末完成：学校组织下学年校服意向登记，只统计、不收钱、不代购，形成预报表公开发布，企业据此排产。登记不是下单，家长选择权不受影响。定版时间应该前移：6月底前必须敲定款式，给生产企业留足生产窗口。

校服标准也要从纸面落到实物。家长们买回三套校服做对比，手感明显不同。克重、纤维成分挂在网上公示，可凭眼睛和手做购买决策的家长，根本看不出哪件对版。学校应该留存样式质地标准衣，挂在专卖店里供家长实地验看，商家据此进行校版、生产。对于商家和家长来说，这比一张贴在墙上的参数表，要踏实多了。

校服改革把交易环节还给市场是对的，但市场不会替我们做“协调”这件事。下一个开学季要补上的，是一个看得见的、能为千万家庭和企业“报数”的人。（王同文）